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美国的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迅速成为全球知名的焦点，每天都会在新闻中出现，成为全球疫情数据的权威发布源。每次听到这个名字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该校许多杰出的校友，例如汪敬熙、陈克恢、汤佩松、陈鹤琴、戚寿南等人。其中，汪敬熙在近百年前就已获得该校的哲学博士学位。
展开剩余54%在1930年，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，成为北京大学校长，并盛情邀请汪敬熙回归北京大学。汪敬熙不忘师恩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，重返北京大学，担任心理学教授并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。1934年，汪敬熙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，成为心理学研究所所长。 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中，汪敬熙主要从事生理心理学和行为神经生理学的基础研究，他是第一个将电子仪器引入中国的学者，利用示波器记录光影并研究视觉神经的反应。随着日本全面侵华，汪敬熙带领心理学研究所搬迁至西南大后方，并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科学研究。他通过观察两栖动物的游泳行为，提出了神经系统发育的阶段性理论。 1944年，汪敬熙再次带领研究所迁至重庆北碚，抗战胜利后不久，汪敬熙应邀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访问，开展实验研究。1946年，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从重庆迁回上海，汪敬熙回国后，短暂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务，并继续在学术领域作出贡献。 1948年，汪敬熙成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，并应李约瑟的推荐，前往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致力于全球教育、科学和文化合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，汪敬熙在这里为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1952年，汪敬熙回到美国，继续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担任教授，与C.P. Richter继续合作开展科研。1957年至1968年，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担任教授，直到1968年6月30日，在威斯康星州逝世，享年75岁。 汪敬熙的一生奉献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实验研究，他的科研视野独特，往往能从表象中看出事物的本质。作为一位忠实于实验的科学家，他在生理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，许多成果至今仍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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